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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龙腾苑
发表时间:2021/11/19 9:01:55 点击数:(0) 来源:朝阳日报

陈守义

三燕古都龙城,是著名史学家史念海先生从全国217个古代都城中选定的65个研究重点之一[1]。作为龙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,龙腾苑在中国民族史、园林建筑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,兼具文物考古和旅游开发双重价值。本文尝试用史料解读的方式,对龙腾苑的主体建筑、环境特点、历史沿革以及未来开发利用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探索,以为决策之一助。


龙腾苑的史料解读

古籍对龙腾苑的记载,以《十六国春秋》最为详该。此书《后燕录》四次提到龙腾苑:

第一次是在光始三年(403年)五月,慕容熙“大筑龙腾苑,广袤十余里,役徒二万人,起景云山于苑内,基广五百步,峰高十七丈”。

第二次是次年(404年)四月,“熙于龙腾苑起逍遥宫、甘露殿,连房数百,观阁相交。凿天河渠,引水入宫。又凿曲光海、清凉池,季夏盛暑,士卒暍死几万余人”。

第三次是在建始元年(407年)七月,北燕的创建者冯跋,趁慕容熙为小苻氏发丧之机发动政变,占领龙城,慕容熙“攻北门不克”,于是“退入龙腾苑”,继之“无故自惊”,“微服逃隐于林中,为人所执”[2]。

第四次是在《昭仪大苻氏传》中,所述内容与第二次基本相同,然特意点明是为大苻氏“凿曲光海、清凉池”[3]。

根据这些零散的资料可以大致看出,慕容熙所建龙腾苑,实际是一座规模宏大、构造复杂、功能多样的园林建筑。龙腾苑自403年启建,至404年扩建,先后役使工匠、罪囚达数万人,费时之久,用工之多,代价之巨,充分暴露了慕容熙为政之腐败。

古以“南北曰袤,东西曰广”[4]。如按常规说法,以1里为300步,5尺为1步的话,再以魏晋1尺等于0.24米计算[5],“广袤十余里”约为1.3平方公里。

景云山是龙腾苑的至高点,审其名,似与慕容皝所建景云殿有关(详后),《初学记》又称之为景云台[6],“观四方而高者”谓之台。景云山“高十七丈”,约合57米,相当于今天的20层楼房。“基广五百步”,是指景云山底围的周长,按上述尺度可折合600米,换算体积为544570立方米。推测是用挖掘天河渠、曲光海和清凉池的土石方堆积而成。因此,用这个数字还可以反推天河渠、曲光海和清凉池的大小。

天河渠则为控制龙腾苑水域的枢纽,除了为曲光海、清凉池提供水源,“引水入宫”一语表明,似与石虎邺宫“外引沟水以纳于池”[7]相近,它同时还应是一条小型运河,南可与大凌河(龙川)津渡相通,自龙城出东门乘舟顺流而下可直抵逍遥宫、甘露殿,流量自然不会太小。由此不难想象,天河渠与大凌河相接处,一定还有诸如堤坝、水门等一系列防洪和控水设施。称之曰“天河”,显然有倾泻而下之意。查考古水系资料,未见朝阳周边水系有此名目,故应为夸耀之词,慕容熙以此彰显皇家威势。

“连房数百”一语意味着龙腾苑的功能分区和常驻人口之多。从占地面积和建筑规模分析,龙腾苑可能承担着某些军政职能,而不仅仅是后宫游乐之所。其常驻人口除宫女、内宦,同时还应有大量官员和侍卫出入。《后燕录》称慕容熙攻北门不克,退避龙腾苑之后,“尚方兵禇头逾城从熙,自称营兵同心效顺,惟俟军至”[8]。这里的“军”,应指驻守龙腾苑的禁军。

龙腾苑的选址也是独具匠心。其地负阴抱阳,南向平畴,北倚群岭,近邻凌河,远望龙岫,与城郭近在咫尺,往返便利,水陆俱通,于闹市之外得清幽之趣。

慕容熙生于常山(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),其童少年是在中山(今河北定州市)和邺城(今河北临漳县西南)度过的,后燕迁都龙城,他随慕容宝曾经途经蓟城(今北京市),因此对祖先所创“三京社稷”,以及后赵石虎重修邺城宫室、大筑台观耳闻目睹,营建龙腾苑势必有所借鉴。所以,对龙腾苑文化要素的析分,需从多角度入手。

龙腾苑的命名,便含有深刻的文化意蕴。“龙腾”喻帝王兴起之意,系古之熟词。十六国后赵石虎曾“改直荡冠为龙腾冠”[9]。建武四年(339年)“(石)虎将伐鲜卑段辽于辽西,募有勇力者三万人,皆拜龙腾中郎”[10],是为石虎近卫亲军。但燕人对龙的崇拜,除了受当时普遍迷信乾象坤祥的流俗影响而外,还另有渊源。关于龙城所以为龙城,拙作《朝阳:从“黄龙亭”到“黄龙城”的城建史》已作考述[11]。慕容皝建都龙城,实与慕容廆“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”[12]一脉相承,最重要的原因是慕容皝创建龙城之前,秦汉间曾在此置黄龙亭,而黄龙在古人眼里乃黄帝之化身,慕容氏视其为先祖遗存,并据此推衍生发,称今凤凰山为龙山,称今大凌河为龙川,以此表示他们作为轩辕之后恪守黄帝正脉和入主中原的正统地位。龙腾苑一名亦应取意于此。

龙腾苑的历史沿革

龙腾苑遗址的确认于20世纪70年代尘埃落定,但令人倍感纠结的一点是,学术征考始终未见龙腾苑历史沿革的任何信息,对其前身后世,至今仍无起码的描述,故有必要略做追讨。

据史书记载,大约在晋武帝大康初年(280年),慕容氏的南境自棘城(今北票境)已经延伸到包括今朝阳城区在内的黄龙之地,后为宇文氏所败,不得已“迁邑于辽东北”[13]。慕容廆与段氏媾和,复重返棘城,至慕容皝之世,建都龙城,今朝阳遂为燕人“三京”之首。前燕灭亡,龙城一度为前秦所据,但慕容垂起兵复国,很快又收复了龙城,及慕容宝退据辽东,复以龙城为都,历慕容盛、慕容熙二世,终为北燕所取代。其间,历任燕王几乎均有园囿之设。慕容熙除龙腾苑之外,还置有南苑。北燕冯跋亦曾立高云庙于韭町,建祖父园邑于长谷,属陵园。但比较之下,还应首推慕容皝。

考诸史料,慕容皝于咸康七年(341年)正月“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龙城,构门阙、宫殿、庙园、籍田,遂改柳城为龙城县”[14]。其中的“庙园”,即宗庙与园囿之合称。众所周知,龙城原有东园,顾名思义,在城之东侧,属典型的御苑。此类园囿一般都要纳入建城初期的总体规划中,因此它应是慕容皝所建,慕容盛改称白雀园。此外,慕容皝还在龙城周边开辟了众多猎苑牧场。这一点,从永和元年(345年)“皝以牧牛给贫家,使佃苑中”的史料记载中可以见之。其后,为安置不断增加的中原流民和掳掠的人口,慕容皝在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下,“悉罢诸苑”[15]。“诸苑”而能改为农田,当以自然形态的郊野山林居多。慕容氏毕竟以游牧为事,且一向以骑兵称盛,故“悉罢”的可能性并非很大。史书说慕容熙“大筑龙腾苑”,并未言及此前有无龙腾苑。查考相关记载,《太平寰宇记》所引《十六国春秋》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:“慕容皝十二年,黑白龙各一,见于龙山……皝大悦,赦境内,号新宫曰和龙宫。又筑苑,因起景云殿。”[16]这段引文中的末后一语,不见于屠本《十六国春秋》,亦不见于《晋书》。慕容皝十二年即晋穆帝永和元年(345年),时前燕已迁都龙城,慕容皝继阳裕之后的续建工程也已结束[17],“又筑苑”理当是在城外,则景云殿系离宫无疑。再从景云山与景云殿的同名关系看,龙腾苑应即慕容皝所筑之苑,慕容熙不过是重新修整或加以扩建。由此,龙腾苑的历史可前推60年。

慕容熙死于建始元年(407年),高云“数而杀之,及其诸子,同殡城北”[18],此处的“城北”,似指龙腾苑,惜无确据。《十六国春秋》列述北燕享国28年,诸事纷繁,却无一词涉及龙腾苑。北燕灭亡前,冯弘“率和龙见户东徙,焚烧宫殿,火一旬不灭”[19]。其中,可能也包括龙腾苑。

不过,笔者始终坚信,“广袤十余里”的龙腾苑,纵或被大火焚烧过,也决不会在短时期内便隐遁于无形,则历史文献必有丝迹可寻。历经多年的爮梳,笔者终于在辽金石刻资料中发现了龙腾苑的踪影,并于此后不久写入了《龙城考》一文[20]。但因题旨所限,当时并未展开讨论,故在此稍作追补。

笔者最先看到的是收录在《辽海丛书》里的《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》。该文记述兴中府(今朝阳市)邑民改迁铁塔重葬舍利之事。记得第一次看到这篇碑文,眼前一亮,文章署名竟出现了“狼山冗学、龙苑庸夫、赧扣琐才”[21]的字样。其中的狼山,是指今朝阳西北狼山,与金大定七年(1167年)《兴中府尹银青改建三学寺碑》互证,可知辽金时期已有此名。由此及彼,可以断定其与龙苑均为地名,则龙苑理应是指龙腾苑。

2002年《辽宁碑志》出版,笔者又在《吴舜辟墓志》中再次看到了“龙苑”。墓志记吴舜辟为“龙苑北中水县久居之乡民”[22]。所云中水县,亦见于金明昌三年(1192年)《杨宗彦梵幢记》。而辽太平六年(1026年)《李绍俞墓志》则呼为中水乡,称志主“太平六年四月十五日葬于白川州东北中水乡山阳里”[23]。是中水县乃《金史》失载之县名,由乡升县,至迟在金初。《李绍俞墓志》出土于北票市下府乡(现为下府经济开发区)十二台沟村窝凤沟屯,而龙腾苑遗址恰在其南,从方位上也印证了龙苑即龙腾苑。《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》刻于辽天庆二年(1112年),《吴舜辟墓志》刻于金天德三年(1151年),相隔39年,时间不算很长,但跨越辽金两代,龙苑一名因袭不废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,龙苑在墓志中与中水县并举。按说,龙苑与龙城南北相去不过十数里,辽置霸州于龙城,后升为兴中府,金沿之,依照通常的习惯,记述地理方位无不举大略小,此墓志的作者不言龙城,亦不言兴中府,而以龙苑为地标,这至少可以说明,当时龙苑的重要程度及其知名度决不在龙城或兴中府之下。那么,它会不会是某种建制名称?从地界上看,龙腾苑遗址位于霸州所属霸城县(升府后应属营丘县)境,而霸州在辽太祖初期曾承担着都城的某些功能[24],龙苑是否与此有关?如果是建制名称,那它究竟是何性质?又于何时废弃?诸如此类的疑问,目前还很难给出确切答案。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直至辽金时期,龙腾苑的具体所在,尚尽人皆知。

综上所述,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:

1.龙腾苑的创建者应是慕容皝而非慕容熙。其起建时间为永和元年(345年)。

2.慕容熙重修龙腾苑,以建筑设施之多,应视其为都城的副城,或是天王慕容熙后期的常驻之地,其政治功能仅次于龙城。

3.龙腾苑的沿革脉络目前还不甚清晰,但已知其存续历史达800余年,其间必为历朝历代所沿用。

4.龙腾苑作为三燕古都龙城的组成部分,不但极大地提升了龙城的文化品位,而且更为此后龙城作为北魏、隋、唐东北首府的历史名郡地位奠定了基础。

5.龙腾苑集宫殿与园林一体,寓人工于自然之妙,象征着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,堪称中国园林建筑史上的代表之作。

6.检索与后燕并存的东北诸国史料,其时与后燕匹敌的只有高句丽,然从未见到可相类比的文字记载。北魏以降,渤海置上京于今宁安,辽置中京于今宁城,清置盛京于今沈阳,亦未闻有此巨构。因此可以断定,龙腾苑是东北有史以来第一座,也是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。

龙腾苑遗址的开发利用

龙腾苑遗址作为三燕名迹,既是朝阳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,也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。如何使之成为朝阳特色文化名片,助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,在现实中发挥作用,笔者根据上述史料并结合实地考察,做了一些思考。

1.以龙腾苑为主题,以大凌河为依托

总体上看,龙腾苑除了宫殿、假山等设施外,天河渠、曲光海、清凉池是最基本的构件。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,建设龙腾苑风景区,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水资源。根据朝阳的现实情况,最好是用延长大凌河风景带的办法,把龙城弘光门遗址、龙腾苑遗址以及新、老城区纳入统一规划,开辟水陆两条通道(坝上路和水上航道)。与此同时,把慕容村(木匠营子)改造成以餐饮民宿为主要功能的龙苑古镇,在村周围大力恢复林木生态,利用古代遗存和自然形成的沟壑洼地,重现天河渠、曲光海和清凉池,使之与大凌河连成一体,推出墓葬陈列区、文化展示区、水上游乐区,并以后者为重点,着力打造夏季水上和冬季冰上娱乐项目。抓住这个重点,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2.做强而不做大,做精而不做多

统观全国各地复古项目的运行现状,受制于游客审美疲劳而走入瓶颈的例子比比皆是,因此不必花大价钱全面复建龙腾苑,仅恢复一少部分宫殿建筑即可,而且要摆脱过去庙宇式的仿古格套。在风格设计上,除了兼顾中原传统的园林建筑理念,应当更多地与后燕统治者的民族身份联系起来。慕容熙是鲜卑族,苻氏姐妹是氐族,尽管历经前燕和前秦,这两个民族都已严重汉化,但他们独有的民族气质和审美倾向仍然会有所表现。所以一定要考虑这一点,要突出民族特色。

3.营造大场景,开发新形态

在“做强不做大,做精不做多”的前提下,综合利用龙腾苑遗址周边的山川形势、地利资源,一者要“借题发挥”,二者要“借景生色”,以当今科技之手段,还传统文化之魂灵,创新理念,引入现代数字化技术,打造光影世界,辅以水上实景演出,增加互动及体验环节,以此培养消费群体,使之成为来朝旅游必到的打卡地。

4.讲好朝阳故事,拓展人文内涵

说到底,龙腾苑遗址的开发利用是地方文化的增值和延伸。三燕文化在朝阳乃至东北范围内地位显赫,但相对中原主流文化而言,只是亚文化或次属文化。不过,这对发展旅游产业而言反倒是优势,越是小文化,就越容易转化成独具魅力的特色文化。前面说到龙腾苑历史沿革的一些线索,虽然还很模糊,却并不妨碍我们按照发展旅游产业的思路,以龙文化为核心,创造性地把红山文化(黄帝文化)、隋唐营州文化、契丹文化乃至明清边地文化融入其中。只有扣紧文化这条主脉,才能赋予景区以长久的生命力,不走同质化的老路,做出独一无二的旅游产业项目。


[1]史念海:《中国古都和文化》,中华书局,1998年,第170页。

[2]以上引文见(北魏)崔鸿:《十六国春秋》卷48《后燕录六》,《中国野史集成》(第2册),巴蜀书社,1993年,第450~452页。

[3](北魏)崔鸿:《十六国春秋》卷51《后燕录九》,《中国野史集成》(第2册),巴蜀书社,1993年,第466页。

[4](汉)许慎:《说文解字》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170页。

[5]梁方仲:《中国历代户口、田地、田赋统计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0年,第541页。

[6](唐)徐坚等:《初学记》卷8《州郡》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76页。

[7][9](北魏)崔鸿:《十六国春秋》卷15《后赵录五》,《中国野史集成》(第2册),巴蜀书社,1993年,第147页。

[8](北魏)崔鸿:《十六国春秋》卷48《后燕录六》,《中国野史集成》(第2册),巴蜀书社,1993年,第451页。

[10](北魏)崔鸿:《十六国春秋》卷15《后赵录五》,《中国野史集成》(第2册),巴蜀书社,1993年,第151页。

[11]陈守义:《朝阳:从“黄龙亭”到“黄龙城”的城建史》,《渤海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9年第5期。

[12](唐)房玄龄:《晋书》卷108《慕容廆载记》,中华书局,1974年,第2804页。

[13]参见冯家昇:《慕容氏建国始末》,《冯家昇论著辑粹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71页。

[14](北魏)崔鸿:《十六国春秋》卷25《前燕录二》,《中国野史集成》(第2册),巴蜀书社,1993年,第223页。

[15](北魏)崔鸿:《十六国春秋》卷25《前燕录二》,《中国野史集成》(第2册),巴蜀书社,1993年,第227页。

[16](宋)乐史:《太平寰宇记》卷71《河北道二十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433页。

[17]参见陈守义:《朝阳历史研究初编》,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8年,第84~85页。

[18](北魏)崔鸿:《十六国春秋》卷48《后燕录六》,《中国野史集成》(第2册),巴蜀书社,1993年,第452页。

[19](北魏)崔鸿:《十六国春秋》卷99《北燕录二》,《中国野史集成》(第3册),巴蜀书社,1993年,第170页。

[20]陈守义:《朝阳历史研究丛稿初编》,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8年,第112~113页。

[21](清)哈达清格:《塔子沟纪略》卷11《艺文》,《辽海丛书》(第2册),辽沈书社,1985年,第925页。

[22]王晶臣主编:《辽宁碑志》,辽宁人民出版社,2002年,第146页。

[23]姜洪军:《辽宁北票市发现辽代李绍俞墓志》,《辽金历史与考古》第5辑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14年。

[24]辽重熙六年《韩橁墓志》有“获桑野之媵臣,建柳城之冢社”一语。见向南:《辽代石刻文编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5年,第203页。

(朝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供稿)


责任编辑:陈晓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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